央视网（记者 张雷 王磊）近日，兰州因为自来水严重苯超标事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4月14日上午，兰州市自来水已全面恢复正常供水，意味着这起由水污染催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由它带来的思考远未结束。
随着事故的原因逐渐明晰化，公众越来越关心事故背后的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危机处理能力，以及事故责任是否会受到认真追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近日分别发表题为《兰州水污染背后的管理短板》和《打好兰州水污染的责任补丁》的评论文章，对当地相关部门的应对措施提出了质疑。
有法可依，但执法不严
在水安全应急管理制度上，我国并非无法可依。国家级环境应急专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回忆，2005年，受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事故影响，松花江就曾发生过重大水污染事件。当时，社会各界向环保部门要相应数据的时候，环保部门拿不出来。之后，相关部门慢慢总结经验，监测、预警、应急等工作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在应急预案方面出台了一些法律和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多部法律、政策。针对环境领域，我国也出台了《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等，对政府、企业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工作有了明确的要求，对应急预案的内容和监督管理也提出了详尽的要求。
中央政府也高度重视社会管理机制。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的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到，“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
2013年11月12日，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部分中提到：“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强应急管理，提高公共安全和防灾救灾减灾能力，做好地震、气象、测绘等工作”。
对于兰州水污染事件，国家级环境应急专家王树义表示：“不存在法律上的漏洞，而是没有很好地执行法律上的规定。规定执行得不好，导致了事件的发生。”比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就对预测与预警有明确规定：“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预测预警系统，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在此次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有关部门对于轻微事故和隐患先兆的忽视，政府部门与涉事企业在责任上的相互推诿，以及相关部门在监管上的心不在焉，共同造成了这次公共危机事件。
公共危机是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信息发布机制的滞后和不透明、各部门协调配合的欠缺，都可以窥见当地在公共治理能力方面的短板。
如何从公共福祉出发，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各部门协调配合，对危机先兆保持足够的警惕，从根本上促进公共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要时刻考虑的问题。
成功案例：疾病防控从疲于应付到从容应对
应对公共危机，我国不乏成功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引入公务员制度，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显著提高，各地相继出现了不少公共管理的成功案例。
危机应对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11年前的SARS事件，也是对政府危机应对能力的严峻考验。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让中国民众猝不及防。对危机的处理，可以反映一个政府的公共意识。SARS病毒突发之初，由于对病毒的无知和恐惧，一些地方政府对疫情的判断过于乐观，导致病毒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北京、广州等人口密集的城市迅速成为重灾区。
在得不到官方的印证下，重灾区城市的市民们纷纷通过短信、电话，传递种种“病毒可怕”的信息。“有传言说是鼠疫，有传言说是遭生物袭击”，全程采访SARS的《南方日报》记者张蜀梅在回忆SARS初发时的情景时说，“忽然之间，广州口罩脱销，板蓝根脱销，白醋1000元一瓶……”往日拥挤的北京西站，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平日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变得路广车稀，处处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坐在地铁里的人们戴着口罩，相互间还躲得远远的。
随着疫情的发展，患病人数不断攀升。数字反映出中国政府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缺失。2003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免除部分官员职务。此后，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这是抗击SARS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务院派出3批督导组，赴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督促。与此同时，防控SARS的财政资金也迅速到位。从4月22日起，卫生部每天下午16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内地SARS的最新疫情。4月23日，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SARS防护基金，占2003年中央财政预算支出15138亿元的0.13%。
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已符合世卫组织有关标准，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SARS使中国人第一次明显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的冲击。SARS处置前期，政府的表现一度饱受争议。来自国内外的质疑和批评提醒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是中国政府管理体系中的一块短板，必须尽快整修。
此后，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卫生应急工作的支持。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无论在机构建设、设备配置，还是人员配备上，自那以后都有了质的飞跃，对新发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等疾病的监测和应对能力不断提高。
2003年SARS之后，中国又经历了禽流感、三鹿奶粉和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但此时，中国的疾病防控能力已从过去的疲于应付变成了从容应对，被动迎战成了主动出击，各自为战成了多方联动……覆盖全国的疾病防控、传染病救治体系已经形成。
中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在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2013年雅安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得到了检验。在这些灾难面前，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在信息公开、救灾和重建等问题上的表现，普遍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
在日常的公共管理当中，我国也有很多值得推广的范例。2013年4月28日，“第二届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颁奖仪式暨公共管理创新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评选出“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开放式景区管理的‘西湖模式’”、“温州推动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等创新十佳案例。专家认为，评选活动对近年来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推动了政府的职能转变。
政府公共管理仍有缺位之处
尽管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和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仍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一些政府该管的事并没有管到位。
近日，为了对抗广场舞，温州市鹿城区新国光商住广场的住户们在多次交涉无果后，花26万元买来“高音炮”，与广场舞音乐同时播放。最终，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实在受不了住户针对她们制造的这种噪音，陆续打道回府。此事发生后，浙江省委批评当地部门不作为。目前，“高音炮”已拆除。据悉，当地政府准备通过登记制来整治广场噪音。
对于温州的“广场舞”事件，《广州日报》评论称，各地广场舞者与小区业主之间的问题与矛盾，说到底不是广场舞者或小区业主蛮不讲理，而是城市公共管理者缺位，或在管理的方法、方式面前摸不透、吃不准，拿不定主意，或不清楚应当由哪个部门干预更合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还存在立法滞后，或立法后执行难或执行不够等原因。鹿城区在上级官员批评后，立即拿出主导意见，是一件好事，可这似乎又说明，对公共场所的管理再难，只要主动出击就不难。
“高音炮”应对广场舞，是泼粪、鸣枪、放藏獒的升级版，体现了问题的进一步升级，政府管理者在这过程中却隐身、失声，实在应该反思和反省。政府管理，是为了让市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而政府为民服务的善治本领，也能提升政府形象，形成官民诉求的基本统一。政府管理，不能坐等市民群众失去了理性才主导干预，也不能坐失主动管理的时机。只有适时而动，与民共进，把市民的需要放在政府管理的桌面上，才不会让市民以“没办法的办法”应对。
《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20日刊文表示，走出公共管理的困境，需要与此相应的公共管理新思维。完善公务员制度，确立以专业能力、纪律、尽职负责、忠于职守等公职人员基本职业素质为指标的评价体系，藉此鼓舞公务员工作士气，提升公务员整体素质，在克服官僚主义的扎实努力中保护、积累和创造积极的行政资源，应是这一新思维的核心。新公共管理还需要确立与国家发展长期目标相统一的公共行政价值，从而使以事务性为显著特征的行政管理超越单纯的技术细节，而建立在充满政治智慧的稳定的价值原则基础上。因此，在行政实践中应努力将“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流行话语转化为激发公务人员真心关切国家利益和民生、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伦理和信仰。
中国参政网摘编：亓淦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