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心齐，泰山移。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凝聚改革共识很重要。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加大。越是这样，越需要下功夫尽可能广泛地凝聚共识。为此，本栏刊发下面四篇文章，以期对读者的思考有所帮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孙煜华
近年来，改革话题一再成为舆论热点。围绕改革的议论中，“凝聚改革共识”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讨论形成的最大共识，是“必须改革”这个判断，而对“改什么”和“怎么改”，则争议比较大。也就是说，谁都赞成改革，关键是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第三部分，写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规划改革开放的目标，这还是第一次。
十八大报告是这样写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应该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总要求。接着，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领域分别提出改革的目标和要求。
这就是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明确回答。
显然，我们需要的改革不是“另起炉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要破除弊端、完善体制机制，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
毋庸讳言，有些人想要的不是这样的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明明是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功，在他们那里却被说成是学习和实践西方“普世价值”的结果；中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重大风险挑战的出色表现，分明一次次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却被说成是“普世价值”的兑现；同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如群体性抗议事件等，发生在西方国家就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体现，而发生在中国就被视为“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是所谓“社会危机”的表现；他们看不到当今世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事实，却在宣扬中国只有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与西方民主、宪政等观念、制度接轨，才是改革，否则就是不改革，就没有光明前途。在他们眼里，中国最近这10年是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10年，10年来中国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性进步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
这是在改革定义上的根本性分歧，他们所讲的改革与我们所搞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冷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迫采取了西方模式，结果党争纷起、社会动荡、人民遭殃，至今都难以稳定下来。中国决不能走那条路！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大潮洗礼的中国，不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坚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凝聚改革共识也必须建立在这样的自信之上。
凝聚改革共识难在哪里
■孙 剑
当今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明显加大。
为什么改革共识难以凝聚？
区域发展不平衡产生不同的改革诉求。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很大，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经济发展较快，开放程度较高，特别是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较为充分。这些地区的改革诉求是强调市场取向，强调更少的政府干预和更多的企业自主权，主张能交给市场管的都放手交给市场，形成“小政府、大市场”格局。而中西部地区则不同，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功能还不灵，经济发展还离不开政府的组织、主导和推动。他们的改革诉求是来自中央政府更多的投资项目、转移支付和优惠政策，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则体会不深、要求不强。
不同利益群体的改革诉求也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红利”全民受益，即使获益并不均衡，但总体上是普惠性的，大家的生活都在往上走。随着改革深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市场经济有其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市场机制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事实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收入差距自然出现，而且持续扩大，加剧了很多人的焦虑感、不公平感和失衡心理。利益不同，立场自然不同，看法和诉求也必然不同。
多元化时代的多种声音。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悄然入侵，与中国本土文化和价值观一道形成多元文化、多元思想的格局。西化的改革思想、本土激进的改革思想以及本土保守思想交织在一起，对于中国是否需要改革、走什么样的改革道路、哪些领域需要改革、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显然，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价值观的时代，改革共识的形成难度大增。
那么，该怎样凝聚改革共识呢？
凝聚共识需要各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改革共识源于最高决策层的决心、执行层的责任心、利益集团的良心和民众的信心。最高决策层的改革决心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执行层的责任心和利益集团的良心决定了改革能否冲破阻力顺利推进，民众的期盼和信心是决策层改革的动力和激励。上下齐心，其利断金。凝聚改革共识要求社会各界都懂得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道理，始终将国家和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摒弃狭隘的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获利群体尤其应树立回馈社会的改革理念，主动走出利益藩篱，让改革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每个人。
凝聚共识需要求同存异。不同地方、不同群体、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会有不同的想法，那就要思考哪些是可以“求同”的，哪些是可以通过做工作转化为共识的，哪些是可以继续“存异”的，并从中发现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地形成共识。凝聚共识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改革不是单方面的政府行为，而是政府、专家、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凝结，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反复磋商形成的最佳方案。只有利益相关者意见趋于一致，才能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凝聚共识需要改革取得新突破。改革不能空谈，改革需要实干，改革必须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让人们看到党和政府改革的决心和成效。一系列民生难题依然在困扰着百姓，也在考验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只有这些领域的改革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共识，才能以高度的共识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扣准社会脉搏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前提
■李艳玲
改什么？怎么改？这是在讨论改革共识时必然会面对的问题。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离不开对我国社会基本情况的评估。显然，这种评估如果不同，对改什么、怎么改的看法就会不同。当前，之所以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我国社会基本情况的分析判断存在很大差异。
前不久有人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爆炸的临界点，“整个社会犹如火山”，“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这种观点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得到一些人追捧的同时，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刚刚过去的十年是这样评价的：“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人们公认，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
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评价？我们不相信作出“临界点”评估的人全是别有用心，但做出如此判断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可能性最大的，是这种判断的根据来源于网络舆论。中国的互联网可能是世界上最热闹、最嘈杂、最舆论化的网络。网上众声喧哗、舆情汹涌，成了境内外有些人评估中国社情民意的主要根据。
网络作为舆论平台，确有积极、正面的作用，如参与公共事务、进行舆论监督等，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情绪“晴雨表”。但网络舆论同时具有负面声音易成强势的特点，越是负面新闻、负面事件、负面话题越有吸引力，越是对现实不满的人越有发帖冲动，越是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声音越能赢得喝彩，网上各种舆论交锋中常常是负面舆论压倒正面舆论，理性、温和、正面的声音常常遭到狂轰滥炸、排斥打压，以致沉默不语。网上言论通常比较感性化、情绪化、简单化，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网民发议论往往仅凭个人好恶和直观感受，一些人在表达方式上也呈现出偏激、粗俗的倾向。网络舆论的从众性和跟风效应也非常明显，一种舆论倾向一经形成，往往会急速传导和扩散，造成大的声势，继而进一步强化跟风效应，导致集体性的认知失真、反应过度，至于议论的事实是否清楚、判断是否正确，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甚至谣言也会被信以为真、反复传播。所以，如果你沉溺于网络，充斥你视野的就会是大量的矛盾、问题和不满，是难以忍受的阴暗面，如果你不能客观、理性地思考，那么，作出消极负面的判断也就不奇怪了。就有网民在帖文中表达上网感受：“如果不是我依然好好地生活在这里，并且亲眼看到周围绝大多数人活得还算凑合，我会以为中国这个地方是人间地狱。”
让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看看近期发生的三件事：一是，全国假日办发布的《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日旅游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8天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05亿元。长假期间各大旅游景点人满为患、花钱买罪受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二是，2012年“11月11日”这个被戏称为“光棍节”的日子，在电商的促销推动下变成了一个“网购狂欢节”。这一天，仅天猫和淘宝经支付宝完成的交易额就高达191亿元，其中天猫只用13个小时就突破100亿元销售规模，刷新了全球电子商务百亿销售用时最短纪录。三是，据业内人士估计，2013年元旦3天假期，全国电影总票房高达3.3亿元左右，相比去年同期起码翻了一番。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整个社会犹如火山”，处于爆炸的“临界点”，人们怎么会有心情去旅游、去购物、去看电影？
一个是网上虚拟空间的喧哗声，一个是现实生活中数以亿计的人们亲身参与的事实，哪个更真实？答案应该是清楚的。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是那些每天急匆匆上下班的人们，是工作岗位上忙碌操劳的员工，是超市里推着购物车摩肩接踵的男女，是节假日里公园及景点熙熙攘攘的游客，是为了改善生活而离家外出辛苦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在网络世界，是沉默的大多数，却是现实社会的主体。单凭网上的喧嚣就作出对中国社情民意的总体判断，是非常不靠谱的，极有可能弄出大笑话。
还有一件事尤其值得注意，2012年3月19日，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近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他们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诋毁和批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片面渲染、刻意放大我国的各种问题，甚至制造各种社会谣言，煽动人民的不满情绪。例如，质疑中国经济、唱衰中国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或断言我国“经济增长引擎已经熄火”，或指责我们“国企垄断”、“不公平竞争”，或渲染我们“企业借款减少”、“地方债务风险巨大”，或炒作我们“贫富差距世界最大”、“面临巨大社会风险”，等等。虽然“唱衰论”一次次在我国发展进步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但这些声音仍然对国内一些人产生影响，有人甚至不辨是非、跟着起哄。很显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输出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对其他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甚至策动“颜色革命”的利器。
因此，对网络舆论必须做冷静的分析。当一种声音出现时，要想一想它代表了哪些人，又能代表多少人，切不可听风就是雨，自乱阵脚。
中国发展到现在，确实面临不少严峻的挑战，前进道路上有很多困难和问题，诸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对这些困难和问题，党和政府是清楚的，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也有深刻的认识。毫无疑问，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化改革开放。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伊始就反复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才是我们凝聚改革共识的基本遵循和大方向。
多想想怎么办
■刘云川
中国的改革，总会面对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怎么看，二是拿这些问题怎么办。前者更多触及的是思想认识层面，注重的是对不对、该不该的价值判断；后者更多探求的是改革的实践路径，注重的是能不能、行不行的解决方案。这两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改革之前，也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
应该看到，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无法回避怎么看的问题。改革离不开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现状的思考，往往首先在思想认识领域掀起波澜，引发争论，伴随不同程度的思想解放，进而促成改革的具体行动。没有这种思考、争论，改革往往就难以启动和推进，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同时，另一条改革的基本规律是：不拿出解决方案的改革，是无法成功的。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等领域都有大量问题凸显出来，需要想办法解决。对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有些问题意见分歧很大。对改革面临的问题，对存在的争议，我们需要经常进行反思，有时需要多一些批评性的意见，这本身没有错。但是，不论我们的愿望如何美好，批判的理由如何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光说不行，关键是怎么做。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谈论改革问题，不能只想应然，不问实然；不能光想怎么看，更要多想想怎么办；不能只想对不对、该不该，更要多想想能不能、行不行。在很大程度上，改革措施的针对性决定操作性，操作性决定可行性。有了针对性、操作性、可行性，我们的改革才能成功。
非实干不能兴邦，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得到了证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多思想流派，都对这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改革建议。但到战国结束时，改革效果最好的是法家。法家为什么成功？因为当儒道墨各家都在执着地批判现实，讲仁义、讲天道、讲非攻，却拿不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办法的时候，法家一下就抓住了在乱世中生存发展的要害：加强中央集权和富国强兵，并坚决推出了军功授爵制等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变法措施。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之时，距1853年美国“黑船”叩开日本大门不过十余年，国内对改革的意见并没有达成一致，思想启蒙实际上也尚不充分，但日本并没有在彻底解决思想争论之后才去进行改革，而是实践先行，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改革措施，很快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个先进国家。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俾斯麦改革所以成功，也是因为这位“铁血宰相”不尚空谈，拿出的改革措施条条服务于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现实目的，条条通往普鲁士的强国之路。很显然，能够放下“怎么看”，把注意力集中到“怎么办” 上来，是这些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们经历过许多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改革运动，基本上都失败了。任何改革，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想和价值层面，不可能在彻底解决思想领域的论争，解决价值层面的冲突后再去进行。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民国时期，那么多的学者，那么多的思想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并为之争论不休，以致胡适呼吁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最后解决问题了吗？只有共产党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那就是实行土地革命，赢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所以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国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不争论”的重要思想，没有这一招，改革不可能顺利推进。改革不能失去理想，但是，理想本身并不能解决实现理想的问题。梦想的天空里永远建不起辉煌的大厦，只有植根于现实的土壤，真抓实干，理想才有实现的希望。
多想想怎么办，也有助于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对许多问题，只有在务实办的过程中才会明白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才会懂得辩证看问题的必要性。有些观点和口号，听起来很美好，但往深里想，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实行的结果很可能是祸国殃民。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先试点，成功了再推广，这避免了很多弯路。正确思想方法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必须力戒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力戒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力戒片面性、情绪化。思想方法搞对头了，困扰我们的许多思想认识问题就会比较容易解决。
多想想怎么办，还有助于搁置思想争议，先集中精力解决实际问题，而把是非功过留给历史来评判。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那些不得不改的改革、背水一战的改革，往往是最成功的，像农村联产承包的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改革、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等。因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解决问题的需要特别迫切，人们只能把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放在一边，直接考虑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这就自然而然地破除了思想认识障碍，迅速达成了改革共识。历史地看，改革措施对不对、好不好，在当时往往难以得出最终结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经济特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时不是没有不同看法，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举措都是正确的，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创举。如果我们还一直陷在“怎么看”里面打转，改革的成功不可想象。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基本的方法论。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在没有前人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的路怎么走，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现成的答案。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改革，很多时候在思想认识问题上只能求同存异，先到实践中去摸石头、找规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下一块石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还不好下结论。可是，如果不伸出摸石头那只手，河就永远过不去。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探索中推进。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的多样化使得对改革的价值评价也肯定是多元的。要求一种改革方案、一项改革措施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利益和诉求，赢得所有人的正面评价和支持，已经是很难很难了，对改革设计者来说也不公平。改革中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但现阶段能够做的事情可能就那么一两件、三五件，最适合我们干的事情也可能只有那么一两件、三五件。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把能做的事情先做了，想做而暂时还做不到的事情才有完成的可能。不要幻想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是空想，不符合客观规律。
批判很容易，干实事很难。中国的改革，需要社会舆论的包容态度，更需要实践领域的务实精神。在怎么看的问题上，我们光有一腔热血、满腹牢骚没有用，不妨来个换位思考：如果这事归我管，我该怎么办？认真地这样想一想，也许看问题就不会片面、偏激，就不会简单化、绝对化，凝聚改革共识也许就不会那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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