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锐圆：山西“假记者案”之一二三
山西假记者案成了全国的新闻焦点。
我是山西人，在山西做过记者，去年回太原参加同学会，到一个旅游点，因为同学们大多在媒体工作，都有记者证，新闻出版署发的，带国徽的，很牛的那种，凭这个证是可以免费进入景区的，还有几个没在媒体工作的，需要买门票。我在南方很久了，对花钱能办的事，不想再用其它办法。但是，几位在媒体的同学觉得不爽，十几个真的记者证，带若干人进去，在他们看来是没有问题的。我不好说我的同学有特权思想，但是他们又坚持给相关的人打电话，终于在耗了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全部免票进去了。山西还有一个政策，持记者证除了在高速公路，其它所有的路桥都不用缴费，停车费要不要缴不知道。记者证在山西的含金量那是相当地高。
记者证是媒体发给记者证明其身份的。但在中国，有一项发明，记者证是国家颁发的，在国际上绝无此例。中国新闻出版署统一制作编号，再通过媒体发给记者，这种做法，美其曰提高新闻队伍质量，防止良莠混杂，其实是确认了记者证在民间有“御赏金牌”的特权，这与现代公民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做法。中国没有新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没有具体的法律来确认，只有理念，没有程序和办法，理念束之高阁。衍生出来的就是问题绝非我这一篇短文能御清楚，山西此次的“假记者案”，只是其中的悲剧（夹杂以闹剧成份）一种。
八十年代以前，记者证由媒体发，因为社会比较规范，假冒伪劣还没有形成风气，记者证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当初报考了新闻专业，就是梦想能持有一个记者证，揭露黑暗、为民请命，犹如旧戏里的八府巡案，只不过他拿的是圣旨王旗，我拿的是一个记者证。后来，我放弃了记者证。
在山西，记者证在许多领域，具备了硬通货的价值，这是对“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一种讽刺。
在许多场合记者证可以当钱用，普惠制的，那么，在特殊场合谋取利益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前者是其他利益部门整合性地收买山西全体记者，在这样的基础上，出了事的窑主们花钱“封口”，在他们看来，是在按正常的游戏规则和记者们玩。被打死的这位仁兄，他可能破坏了这个规则的一部分，就是，记者证必须是所谓真的。据报道，事主在动手前征询过专家的意见，知道有防伪标识。
现在关于打死的是不是真记者成了问题的焦点之一，这在我看来，是个伪问题。
记者是一种职业，说高点，是社会良心，从事这个职业，就是记者，有社会良心，就是好记者，本质上和证件无关。记者应该也必须持证上岗，但是现有的证件制度，会培养特权心态。有了这种可以免费进公园，免费上公路的记者证，中国就不会有真记者。记者不是警察，不需要国家特别授权，警察需要警证，记者不需要类似的东西，记者本质是平民的，他负责报道真相，即使是普通人，只要他能报道真相，我们就应该承认他是记者，他是社会的观察者良心。打死了一个“假记者”，所有拿着真证件的记者们，要问下自己，我是真记者吗？
记者证成了拿红包的凭证，记者的名义已被玷污，打死的这位记者（我是按他从事的职业判定）就是这些红包的报应。
记者证变成了一种特权标志，一种有价证券，它就会不可遏止地走向极端。在兰成长一案，我们看到了记者证的极端价值：兰如果持有的是真的记者证，他可能就没事，因为拿的不是正儿八经的记者证，他为此赔上了一条性命。
记者证=生命，在这个等式下，我们感到诡异。
在地方政府对此案的说明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逻辑：有真记者证，就是钦命御史，有采访权，可以监督，没有的，打死了，就是一般刑事案件。
舆论监督也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特权，那么，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会大大降低黑暗势力收买媒体的成本。也会让持有记者证的御史们从此远离人民。如果再有记者站出来，揭示真相，他只能是个异数，而不是常态。人民需要的是常态的有效的舆论监督。
证件的问题，折射出记者的身份问题，记者的身份问题，反映的是：在中国到底谁有所谓的舆论监督权？
本文转自腾讯网－南方网，时间：2007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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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网摘编：亓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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